9日在北京发布的一则报告指出，中国在儿童早期发展服务领域依然缺少经济社会资源的投入，针对0至3岁儿童的早期发展服务还存在许多空白之处。同时，较高的市场服务成本也引发了资源分配不均、家庭压力过大、生育率低迷等一系列问题。

 

　　这则报告的全称为《社会体制蓝皮书：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.6（2018）》，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、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编写。

 

　　报告中特别关注到了中国社会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。报告提出，广义的儿童发展服务是关于儿童生存、保护、发展等成长过程中全方位的服务，包括儿童福利、儿童保护、健康与医疗、教育等。狭义的儿童发展服务致力于促进儿童身心发展，包括保障儿童营养与健康，提升儿童认知、情感、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的公共服务，与儿童教育、托育服务、家庭养育等活动密切相关。

 

　　报告称，目前，在中国，儿童早期发展服务领域依然缺少经济社会资源的投入，针对0至3岁儿童的早期发展服务还存在许多空白之处。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，社会对儿童早期发展服务需求激增，而这些与当前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。

 

　　报告提出，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，家庭承担了儿童照顾者与教育者的功能，儿童早期发展需求依赖家庭人力资源去满足，或通过家庭出资、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方式解决。这一服务模式呈“准市场化”导向，较高的市场服务成本引发了资源分配不均、家庭压力过大、生育率低迷等一系列问题。

 

　　此外，报告举例，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在儿童照顾、儿童早期教育等方面选择市场服务，比如聘请育儿嫂、进入托幼机构和早期教育机构等，其中前两项服务的市场价格约为每年4万元，早期教育机构服务也在每年1万元以上。

 

　　“而这一支出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，几乎是难以承受的，他们只能完全依靠家庭人力资源承担照顾和教育儿童的责任，相对更容易引发祖辈压力、隔代教育、女性就业、儿童教育和照顾不足等方面的问题。”

 

　　针对以上问题，报告建议，国家层面起草和出台0至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国家规划；实行适度普惠型早期发展服务政策，以公益性服务为基础，缩小不同收入家庭中儿童早期发展资源的差距；加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，鼓励专业社会工作者参与服务，健全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等。

 

　　报告还建议，要进一步理顺政府管理职能。一方面，政府需进一步放权，降低市场力量与社会组织进入这一服务领域的门槛；另一方面，需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，采用日常巡查、专项督查、全面评估检查等多种监督检查方式，对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、卫生、安全等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督。

 

　　此外，以社区为基点，提供多样化的早期发展服务。包括建立儿童活动中心、早期教育和托育服务中心，提供全日制、半日制及灵活托管、入户指导、早期综合发展教育等形式的服务，满足不同家庭需求。